中国为何会发生边缘革命？
首先，“边缘革命”是一个媒体或自媒体词汇，而非正式的政治学术语。它多指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多次武装起义（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这些起义大多由下层民众自发组织参与，所诉求的改革措施比较偏向意识形态方面（如宗教信仰、社会公平及正义）；而官方的改良主义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之后的清末新政）虽然在具体形式上更倾向于“自下而上”的变革，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属于“旧体制”内部的外部改良，无法撼动清王朝统治的根基。在这些运动中，旧体制的权威并未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中国社会真正意义的“边缘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旧体制已经失去了自我调节的功能和稳定性，内忧外患使它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正是利用了旧体制的这种危机，才发动成功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天下”是君主的私有财产，“朝乾夕惕”（早上刮胡子晚上梳头发，比喻时刻警惕）是君主专制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广大人民的生存空间被严格地控制在传统儒家道德体系所规定的范围之内，“无征不信”（没有证据的事情就不相信）和“礼不下庶人”（礼节不用于平民百姓）是对民间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所谓的“边缘革命”本来就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概念。
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共和政体虽然打破了帝王将相的独裁，但在社会结构层面，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底层民众生活空间的边界——人民依然被束缚在封建余晖所照耀的角落里。“边缘”本来就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当辛亥后的中华民国尽管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取代了满清成为“中央政府”，但“地方”和“中央”的权限划分依然沿用旧体制的逻辑，即“地方”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中央”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实际上名存实亡，地方势力开始抬头。直到北伐战争彻底打倒北洋军阀后，才终于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中央政权，也就是国民党政权。 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的“边缘革命”实际上是社会结构演变的必然结果：在旧体制的桎梏下，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处于严重阻滞状态，下层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表达，这种封闭性导致了局部的躁动不安。
当然，这些“边缘”的革命运动也具有自发性的一面，因为上层人士往往也会借助下层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但这种借势是一种“巧实力”的策略选择而不是根源性的改变。这种自发的运动虽然可能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旧体制的统治基础。
从地理角度看，中国是一块“典型的大陆性”国家，东临海洋，西依陆洲，陆疆纵深浩渺，可容纳众多人口，是世界上最辽阔、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大陆之一。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是其外部环境的典型特征。大陆与海洋不同，有高山和峡谷、大江和湖泊，还有一望无际的平原和起伏的丘陵。从政治革命发生学的意义上说，中国这样的块状大陆国家，有利于分层级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发展，但专制权力伸展到国家边远地区总会“鞭长莫及”，使那里成为专制统治难以顾及的地方。
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原民族之间构成一种典型的地缘对抗关系，使北方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腹心之患。为了御侮，中原王朝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构筑规模浩大的“长城”军事防御工程，形成了中原农耕民族政治中心区“守内虚外”的政治格局，客观上使中原王朝的权力在“内”、“外”之间形成了自然的分野。与长城内外的“南北分野”相应，中原王朝的权力分布也存在“东西分野”。由于中原王朝的政权中心主要位于黄河流域，因此，东部地区的“东三省”和西部的“新疆、西藏、云贵”等地区也是专制中心难以有效统治的“政治边疆”。这样，北方长城沿线地区与“三秦”以西的广大“内边”地区便成为离政治中心最遥远、中央专制王权实际控制力量最薄弱的“核心区”。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封建时期的中央王朝的“王朝文化”或“官方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存在二元分立，两者分别代表中央专制王权与地方权力（地方豪强和宗族势力）的关系，中央权力对“地方文化”的同化也是由近到远逐步推进的，因此“核心内边”区域文化仍保有相当的文化“自治性”。
从经济上看，中国的“核心内边”地区是一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民族、宗教、文化十分复杂，与国内外各方面的联系十分便捷的区域。经济相对发达和交通的便利，使这里的市场与中原王朝内地之间以及与国外市场之间存在频繁的贸易活动。商品经济成为联结该地区与外部市场的重要纽带。“核心内边”地区交通上的便捷和经济上的相对发达，又使这里成为国内许多流民“冒险家乐土”，也成为国外移民聚居、流亡者躲避政治迫害以及宗教不和者向往的地方。
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自然增长，使“核心内边”地区人口增加，该地区对中原王朝的赋役征发，成为“无米之炊”。专制王权对这一地区政治控制的薄弱和“外边”地区人口与“内边”地区人口、市场与该地区资源的“倒吸”，往往使“核心内边”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中央王权的“财政亏空区和赋役空白区”。这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流亡者角逐、斗争甚至栖息之地，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渊薮和“流民冒险家乐土”，客观上成为中央专制王权的“战略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