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会发生边缘革命？
首先，“边缘革命”是一个媒体或自媒体词汇，而非正式的政治学术语。它多指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多次武装起义（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这些起义大多由下层民众自发组织参与，所诉求的改革措施比较偏向意识形态方面（如宗教信仰、社会公平及正义）；而官方的改良主义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之后的清末新政）虽然在具体形式上更倾向于“自下而上”的变革，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属于“旧体制”内部的外部改良，无法撼动清王朝统治的根基。在这些运动中，旧体制的权威并未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中国社会真正意义的“边缘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旧体制已经失去了自我调节的功能和稳定性，内忧外患使它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正是利用了旧体制的这种危机，才发动成功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天下”是君主的私有财产，“朝乾夕惕”（早上刮胡子晚上梳头发，比喻时刻警惕）是君主专制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广大人民的生存空间被严格地控制在传统儒家道德体系所规定的范围之内，“无征不信”（没有证据的事情就不相信）和“礼不下庶人”（礼节不用于平民百姓）是对民间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所谓的“边缘革命”本来就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概念。
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共和政体虽然打破了帝王将相的独裁，但在社会结构层面，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底层民众生活空间的边界——人民依然被束缚在封建余晖所照耀的角落里。“边缘”本来就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当辛亥后的中华民国尽管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取代了满清成为“中央政府”，但“地方”和“中央”的权限划分依然沿用旧体制的逻辑，即“地方”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中央”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实际上名存实亡，地方势力开始抬头。直到北伐战争彻底打倒北洋军阀后，才终于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中央政权，也就是国民党政权。 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的“边缘革命”实际上是社会结构演变的必然结果：在旧体制的桎梏下，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处于严重阻滞状态，下层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表达，这种封闭性导致了局部的躁动不安。
当然，这些“边缘”的革命运动也具有自发性的一面，因为上层人士往往也会借助下层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但这种借势是一种“巧实力”的策略选择而不是根源性的改变。这种自发的运动虽然可能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旧体制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