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仇视新中国？
1950年6月，当美军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之际，艾森豪威尔刚当选总统不久。这位即将统帅美军的五星上将曾对国民党军队的“优异”表现赞不绝口。但到了1954年末，当他得知中共军队已拥有300万兵力，而国民党政权仅能指挥200万人时，他感到震惊不已。 促使艾森豪威尔改变对中国看法的，除了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急剧增长外，还有朝鲜战争的爆发。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军和南朝鲜军死死按在三八线附近，令美军终于意识到，中国人并非软柿子。
随着中国实力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自然也在增长。如何保持对中国人的“优势”，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于是，从美国军方到情报机构，从中央政府到舆论界，一场全方位、多领域的“对华对抗”计划开启了。 朝鲜战争结束后不到半年，刚刚结束大选的尼克松就迫不及待地访华。尽管他的外交活动受到了国会和国防部的约束，但他还是尽力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
不过，在随后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当中国代表提出恢复两国间正常关系时需要美方做出切实安排时，杜勒斯却拒绝了这一合理要求。此后多年，中美之间虽有往来，但关系始终未能正常化。 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越南局势日益紧张，美国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两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民间外交也开始酝酿。1971年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双方就此达成共识：在尊重对方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增进相互理解，消除误解疑虑，以解决争端和冲突的方式促进合作。
正是基于这种共识，两年后在东京，基辛格同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美中两国“在相互尊重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各方面友好合作”是可能的。
这份声明的措辞虽然谨慎，却表明了两国关系正朝着正常化的方向迈进。而在当时，这一姿态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1978年，随着《中美联合公报》及其实施方案的签署，中美关系走向正轨并实现了迅速发展。
进入21世纪，虽然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股逆全球化思潮，但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均强调，美国需要与中国打交道。